徐彤彤，汕头刑事犯罪辩护律师，现执业于广东汕宇律师事务所，为人谦和，办案认真、务实，是一名值得信赖的律师，在工作中一直坚持恪守诚信、维护正义的信念，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秉承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原则，赢得了广大委托人的信任，始终把当事人合法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

　　

立案中需要明确什么问题

刑事诉讼是处于平等对抗地位、有纠纷的双方向处于中立地位的裁判方告诉其纠纷，并请求裁判方解决其纠纷的活动。

从检察机关管辖侦查的经济罪案角度讲，笔者个人对上述标准的理解是，第一种情形是指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或进行法律监督活动中，发现有非本案的经济犯罪事实或者经济犯罪嫌疑人，且依法属于检察机关侦查管辖范围的，应当直接立案侦查。第二种情形则是指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时，应当立案侦查。这两种立案情形的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案件来源不同，前一种情形的案件来源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或其他法律监督活动中直接发现的;后一种情形的案件来源则是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二是确认需要立案的事实内容和程度不同，前者必需是发现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方应当立案侦查，而不是检察机关认为存在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后者则无须确认犯罪事实的存在，而只要通过审查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即应当立案。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一是，立案的对象是事件。立案，是指将犯罪或者可能为犯罪的事件列为刑事诉讼内容的诉讼活动，是诉讼活动开始的标志。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有两类事件可以作为立案的对象，即已“发现犯罪事实”的犯罪事件和“发现犯罪嫌疑人”或者“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的可能为犯罪的事件。在这两类事件中，已发现属于犯罪的事件，并不一定能够确认犯罪嫌疑人;而可能为犯罪的事件中，客观上并非必定存在着犯罪事件，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也不一定实施了犯罪。由此而言，第一，在已经发现或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既使尚未确认犯罪嫌疑人，也应当立案，第二，对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立案时，无须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已实际实施了犯罪。

二是，立案的法律标准中不含查明案件事实这一要件。立案的法律标准中只所以不将查明案件事实作为必备要件，这主要是因为立案仅是侦查活动的开始，而查明案件事实是侦查活动的基本任务。经过侦查，可能能够查明案件事实，也有可能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查明案件事实;查明的案件事实，可能是犯罪事实，也可能不是犯罪事实。正是因为立案后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侦查结果，所以，新刑诉法才规定了撤案、不起诉和起诉等若干处理诉讼结果的方法。司法实践也表明，只有在侦查破案后才能确认相关的犯罪嫌疑人。

明确上述两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两个结论。其一，检察机关在发现经济犯罪的犯罪事实或认为有经济犯罪事实时，即应当按照法定管辖立案侦查，而无须待查明犯罪嫌疑人或询问犯罪嫌疑人后再立案。其二，检察机关对经济罪案的立案多少，不可能直接体现出其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和打击效果。由此而言，对经济罪案的立案多少，只能作为对检察机关工作量大小的统计指标，而不能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依据。为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需要建立立案保密制度，对立案及撤案情况作为机密处理，对外只公布破案情况，同时，将破案数量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依据。

关于行贿罪自首从轻处罚

关于行贿罪自首从轻处罚有哪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自首和行贿罪的规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行贿人是否自首与立功要把握三种情形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交待行贿行为如何认定。按照“两高”《解释》，“被追诉前”，是指检察机关对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在检察机关立案前，行贿人交待行贿行为的情形，根据其交待的主动性与否，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即行贿人出于自己的意志，在检察机关刑事立案前，向有关机关或有关个人如实承认和供述自己实施了行贿犯罪，并将自己置于有关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与裁判。“主动交待”，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交待的主动性，即出于行贿人本人的自觉意愿，是行贿人的自主选择，而非外因的强迫意志;二是供述的真实性，即如实交待全部行贿行为。具体而言，是指行贿人在其行贿犯罪事实或其本人尚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主动向办案机关、所在单位、有关组织或负责人员投案并交待自己的行贿行为。

行贿人在被检察机关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本身就具备了“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一般自首条件，行贿人成立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的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同时，由于行受贿犯罪行为隐蔽，取证困难，为了鼓励行贿人交待犯罪行为，加大对受贿犯罪的发现和打击力度，我国刑法第390条第2款又规定了行贿人特别自首制度，即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于刑法第390条第2款属于特别条款，且处罚较之第67条第1款更为轻缓，根据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法条竞合之适用规则，以及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解释原则，对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直接适用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被动交待行贿行为。即刑事立案前，在办案机关对行贿人进行调查谈话、采取调查措施期间，行贿人迫于办案机关所掌握的证据交待行贿行为。此种情况，“两高”《解释》并没有专门规定，但是实务中也常有发生，也有必要厘清。笔者认为，此时，行贿人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缺乏到案的主动性，不成立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的自首，只能适用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行贿人在被追诉后交待行贿行为如何认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后交待行贿行为，根据其被追诉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行贿人因其行贿行为被追诉。即行贿人在被追诉前没有交待或拒不交待其行贿行为，检察机关根据已掌握的事实证据，对其实施立案侦查，在此之后，行贿人如实交待其行贿行为。此时，行贿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对其可以从轻处罚。如果行贿人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行贿人因其他犯罪被追诉。即行贿人因涉嫌行贿以外的其他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后，又主动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行贿行为。同样，“两高”《解释》也未对此种情况作出专门规定。一般认为，由于行贿人供述的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的其他罪行，行贿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的自首。

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对行贿人仍然可以适用处罚较轻的刑法第390条第2款关于行贿人特别自首的规定。因为，尽管行贿人因其他犯罪已经被追诉，但相对于其所犯的行贿罪行而言，司法机关并不知晓，更未对其行贿行为予以刑事立案。行贿人在此情况下主动交待其行贿行为，同样能够节约司法资源，为检察机关侦破受贿犯罪提供有力的证据，符合刑法第390条第2款设置的立法目的，行贿人成立特别自首，对其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行贿人交待与之对合的受贿犯罪如何认定。自首与立功的重要区别在于:自首揭发交待是“自己的犯罪行为”，立功揭发交待的则是“他人的犯罪行为”。所谓“他人的犯罪行为”，不仅排除了揭发人本人的犯罪行为，而且还排除了与揭发人本人犯罪相关联的犯罪行为。

这种关联性表现为，一方的犯罪行为以对方的犯罪行为为构成要件，或者多人实施同一目标的共同犯罪行为。前者被称之为对合犯，后者被称之为平行犯，都是必要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行受贿犯罪人就是一种典型的对合犯，二者以相互对向的行为为要件，尽管罪名与法定刑均不相同，但是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行贿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时，不可避免地、必然会涉及与之对合的受贿犯罪行为。如实交待与自己行贿犯罪相关联的他人的受贿犯罪，是行贿人如实交待其罪行的应有之义，也是其交待的具体内容。因此，行贿人交待与之对合的受贿犯罪，其行为性质仍然属于自首，不能认定为立功。

依据“两高”《解释》第7条和第9条规定，分别情形适用不同的法律条款。行贿人只有揭发与之对合的受贿犯罪以外的他人的犯罪行为，既包括揭发该受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也包括揭发该受贿人与其行贿无关的其他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方可认定为立功，适用刑法第68条的规定，视情形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